《巨变第二天：新兴民主的得失与选择》：迎来民主的第二天会发生什么？

「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埃及政变，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这可能是说起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人们时常想起的新闻。刘瑜这本新书《巨变第二天：新兴民主的得失与选择》关注的问题正是第三次民主浪潮之后，这些民主转型的国家会怎么样，以及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

第一部分关注的是民主转型后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书中提到以下数据：「98个新兴民主政体里，有一半在最近一次民主化后能够保持相对高水平的民主十二年以上。」但同时，「新兴民主中约2/5经历过民主崩溃，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在人口中大型国/地区中，只有1/3左右的国家和地区走向阶段性民主稳固，而大多数案例都是受挫或者灰色案例。」刘瑜总结新型民主的常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民主的衰退乃至崩溃问题，比如埃及；还有一个是「中间政体陷阱」，一个介于威权与民主之间的灰色地带，虽然有形式上的选举制度，但是其中充满了执政者对反对者的镇压，比如俄罗斯。

暴力冲突可能是对于民主转型后失败最受大众关注的部分，毕竟安全是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书中根据一些数据认为「在第三波转型浪潮背景下，『民主化是战乱火药桶』的观点没有得到因果分析的支持。」作者认为民主水平与暴力冲突爆发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形关系」，即中间政体比深度民主或深度威权政体更容易引发不稳定。导致新型民主出现暴力冲突的一大原因是「政治部落主义」和「裂痕动员效应」，就是「民主内的动员常常沿着既有社会裂痕（民族、种族、宗教、地域、阶级等）展开，这一过程有可能固化甚至恶化社会分裂，从而为暴力冲突提供持续的动力。」另外研究还发现「威权体制下，更可能出现自上而下的镇压式暴力，而在民主体制下，更可能出现自下而上的动员式暴力」，这二者孰优孰劣（可能这么说不太对）大约就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民主转型都会出现可怕的暴力冲突。「民主转型既可能通过高度动员机制『强化裂痕』，也可能通过包容能力来实现『政治接纳』。两种效应孰强孰弱，取决于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经济和国家能力等等因素。」政治接纳的典范可能是南非，曼德拉不记前仇，不搞打击报复，促使了南非的平稳过渡，而此前的执政党也无私的分享治理经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

作者还提到了一个在暴力冲突方面人们容易陷入的一个偏见：「现实关注偏见」，即「情况现在非常糟」常常遮掩「情况过去更糟」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大约都觉得阿富汗是一个民主转型失败，导致了现在严重的战乱的国家。但是数据表明，从美军入侵的2001开始，截至2019年阿富汗直接的战乱死亡人数是15.7万人。但是，此前威权体制下的阿富汗其实更不稳定。研究显示，1978-2001年间，阿富汗有150-200万人死于战乱。大家更为熟悉的偏见「冲突关注偏见」也容易扭曲对暴力冲突的感知，在大众传媒尤其如此：「通常而言，人们对他国现状的了解通常只能通过媒体获得，而媒体具有暴力冲突报道偏好—毕竟，冲突才构成新闻，风平浪静则不构成新闻。比如，我们较少看到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报道，因为这些国家转型相对平稳。相比之下，伊拉克战火、塔利班割据、叙利亚内战等等则经常通过媒体报道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裹。」

经济发展是另一个民主转型后值得关注的维度。通过研究，作者得出结论「总体而言，相比稳定威权，民主转型并不显著地损害经济自由、降低经济增长——事实上，论据更多地指向民主转型有利于经济自由和增长。」不过也提到我们不应该对民主转型的的「经济增长效应」抱有过高期待，因为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而「政体」并不一定是唯一的因素。作者还强调了在研究中我们为了方便会把一些国家作为一个类别进行分析，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过度的泛化是不合理的。

最后一个关注的维度是国家能力。作者认为「国家能力包括三个维度：财政能力、强制能力和行政能力」。很多人认为威权政体的国家有更强的国家能力，但作者认为不是如此。威权政体国家可能拥有较强的强制能力，但是在另两个同样重要的能力上也许很薄弱。这一章还重点讨论了民主的「顺序论」，即认为要先建构国家能力，才有可能实现民主的理论。作者不认同顺序论的观点，她认为更符合的可能是一种「千层蛋糕」般的相互嵌入关系：「一层国家建构的基础上「铺上」一层限权的制衡机构，之上又是一层国家建构的努力，然后是更多的制衡机制⋯⋯如此循环往覆，每一次国家权力的扩张都往往伴随着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结果才是国家能力与民主法治之间的平衡。」因为如果一味的巩固国家建构，可能也会失去民主的基本土壤。

第二部分关注的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民主转型命运不同，主要是从「民主观念不同」入手。作者认为有两种民主观，「民粹式民主」和「自由式民主」：

两种民主观的根本差异在于政治承诺的「厚度」：在民粹式民主观中，政治所能带来的改变是「圣诞老人」式的，似乎只要政府官员足够清廉，民众的「许愿」总能变魔术般一一实现，而不面临资源成本约束或价值冲突约束，而在自由式民主观中，政治所能驱动的改变是有限的，它的核心承诺是政治权利平等和公民自由，令每个人都有为改善自身处境而进行公共发言与行动的机会，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却难以保证「骰子」在何处落下。

从描述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是比较支持「自由式民主」的，她认为民主最重要的是一种对话机制，并不是「谁在掌权」这一个问题。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保护每个人都有参与这个对话的权利。

没错，作者认为「人民主权」的实现并不是民主的目标，乍一看还挺让人惊讶的，但是随着论述的展开觉挺有道理。这是因为实现「人民主权」就需要定义「谁是人民」，而这个很难定义的，而且定义「谁是人民」其实就是「裂痕式动员」的沃土：

在一个利益和观念多元甚至对立的社会，定义「人民」极其困难。有房子的人希望房价不断上涨、没有房子的人希望房价不断下跌：「有房者」和「无房者」，谁是「人民」？农民希望农产品价格上涨，城市居民希望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和市民之间，谁是「人民」？环保分子希望去工业化，工人希望保住工作，环保分子和工人之间，谁是「人民」？在英国，几乎恰好一半的民众支持脱欧，另一半民众支持留在欧盟，谁不是「人民」？在乌克兰，东部居民希望乌克兰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西部民众希望加强与欧盟的联紧，哪一方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埃及，政治世俗派希望政教彻底分离，而穆兄会的广大民众认为宗教应当影响法律，谁又不是「老百姓」？⋯在上述情形下，当我们说「人民主权」是民主的目的时，是指房价上升还是房价下跌？农产品涨价还是跌价？工厂关闭还是不关闭？脱欧还是入欧？倒向俄罗斯还是倒向欧盟？政治世俗化还是宗教化？⋯⋯现实中一个常见的情形是：各自阵营都认为自己是「人民」，而对方是危害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权阶层」甚至「敌人」。

大多数的国家在民主转型伊始都是「自由式民主」的。作者总结了从「自由式民主」到「不自由的民主」的路径：自由式民主——「改革者」当选——为「改革」而集权——政治反弹——社会两极化——权力垄断——不自由的民主，而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反对派」：

从「自由式民主」到「不自由的民主」，一个最关键的逻辑拐点是「如何对待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本质上源于政治行动者如何理解民主。是将民主诠释为正义的人民对邪恶的敌人进行「专政」，还是接受一个社会的多元性乃至善本身的多元性，从而将民主理解为一种权力共享机制？当一个社会就某个重大议题产生根本性分歧，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地平线上培育共识，还是强行「闯关」，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撕裂？查韦斯1998年当选总统时，只赢得了56%的选票，其主要对手赢得了近40%的选票，当一个国家40%的民众被视为「敌人」，其政治如何稳定运转？土耳其2017年扩大总统权力的公投中，48%的选民投下了反对票，当近一半人「说不」，又如何将「一意孤行」宣称为「人民当家做主」？面对巨大的不同声音，不借助于超强的政治压制就不可能将其从政治上「消音」。

关于民主的边界的探讨我个人起初也是有一些震惊的。作者认为政治不应该被泛化，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变成政治。作者还认为社会福利虽然是好东西，但不应该是民主必须提供的东西。民主最重要的是一个对话体系，而不是利益或者政策目标的工具。民主保障我们的权利没错，但是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度的（但书中并没有仔细讨论这个限度如何划分），并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是「权利」：

民粹式民主观中，「人民」被神圣化，因而「人民」的需求也被神圣化，具有高于理性审查的豁免权，其结果就是「权利」的不断泛化，直至它与一切「利益」、「需求」或「善」的界限彻底模糊。最初，「权利」意味着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选举权利等政治权利；然后，贫困救济、失业救济、养老保障等「扶弱济贫」的措施成为权利；再然后，基础教育、健康医疗等「让起跑线变得更公平」的政策也成为权利；再之后就业、住房、环境、最低收入等「保障一定生活水平」的政策也成为权利；再之后补贴、免费高等教育、度假、「经济平等」乃至「不被冒犯」都成了权利…越来越多的偏好无须论证就成为「权利」，似乎「幸福生活」的全部要素都应当逐步成为「权利」，而「人民」这个主语本身已经完成了其正当性论证。民主成为一种ATM式的机器：人们输入指令，从中可以随时提取自己的需求。

ATM 式的民粹式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对于人性的矮化：

如果说专制是以压迫的方式取消个人，民粹式民主则是以「包办」的方式取消个人。通过不断将私域之事吸纳为公域，它在某种意义上使民众趋于「儿童化」。当越来越多的「好东西」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市场、社群、家庭、个体的责任开始萎缩。在这种「权利泛化」的话语催眠下，民众不但像儿童一样外化责任——既然是「权利」，为什么要奋斗？而且逐渐失去「延迟满足」的意识—既然是「权利」，为什么要等待？于是，在民粹式民主社会，逐渐升起一种缺乏义务对应物的权利意识，没有成本概念的需求意识，以及对生产问题保持缄默的分配正义感。「换言之，过于膨胀的权利逻辑对责任意识具有一种挤出效应，作为「拯救者」的国家淹没了作为「自救者」的个人、市场与社会。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了年初读的《逃避自由》，没有让我失望的是，刘瑜在结语中就引用了《逃避自由》的观点。正如《逃避自由》里说的，自由是沉重的，并不是日常生活里认为的为所欲为的惬意，而要实现民主，就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承担这一份沉重的自由。刘瑜的比喻很不错：日常生活中理解的自由是飞出牢笼，纵身一跃，但事实上「自由则是『纵身一跃』之后的振翅飞翔——它需要力量、技能、耐力以及穿越无限不确定性的勇气。」自由的重负首先是宽容的重负。在现代社会里，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也不可避免的产生怨恨。如何对待这个怨恨？是强制打压对方的话语？还是试图理解并寻求妥协方案？正如刘瑜说的，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人都必须「忍受」不同意见、必须允许「敌人」存在、并眼睁睁看着其意志转化为一部分公共政策而「无能为力」。将妥协制度化，意味着各方都难以实现自己的全部诉求—即使在这一届政府下，某一群人非常高兴，在下一届政府下，他们则可能非常痛苦；即使在这个政策领域，某些人是「胜利者」，在另一些领域，他们则可能是「失败者」。」而如何面对这些怨恨和失败，就需要维持一定的 civility（教养）。这也是个人为什么非常警惕特朗普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撕碎了民主需要的必要的 civility，而这势必导致更加的极端化和。自由的重负也是「责任的重负」，作者认为在现今的民主中权利被过分强调，但是责任却似乎已经隐身，参与社会建设，参与公民对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责任。书中提到了在新型民主国家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民众平时普遍对公共生活非常冷漠——无论是从选举投票率、社区生活的参与度或者政治知识积累来看，民众普遍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但是，当街头运动兴起时，激情四射的人群突然大量涌现。」但刘瑜认为有时候参与街头运动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和心态，并不是长期的践行民主责任的活动。

最后说一说整体的阅读体验吧。花了很久才终于读完这本书，是YQ从香港背过来借给我的哈哈～读了这么久才读完除了的确这本书很厚（大概有500多页）以外，还有就是繁体字我读起来还是有点费劲的😂 这本书第一部分以定量研究为主，这一部分比较有读论文的感觉，介绍了很多比如数据从哪来啊，以前的文献啊，怎么做的研究啊，各种表格和图啊之类的，读起来略微有一些枯燥（有点像上班😂），不过得以一窥政治学研究长啥样倒也有点新鲜感（好多 regression 哈哈哈）。懒惰如我，读到后面我就基本上只看每一小节最后的结论部分了。第二部分基本只有定性研究了，更接近平常看社科书的体验。个人觉得这一部分收获比较多，里面有很多观点很有启发，而且也和最近的时事诸如美国大选紧密结合。不过总体上来说我对政治学的了解和阅读是比较少的，所以看啥都新鲜哈哈哈～